明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每30年都是社会重大变革出现“拐点”的关键时刻。正如：1918年处于五四运动前夕，是“新文化”出现的“拐点”；1948年处于内战结束前夜，是“新中国”建立的“拐点”；1978年时刚刚结束文革，是“新时期”到来的“拐点”。也许可以预期：2008年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走入和谐社会“新时代”的“拐点”。

　　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分析，每一个“拐点”出现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刚刚过去的30年是在经济几近崩溃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解决“温饱问题”，是以建设、开发、增长为主调来应对“短缺”的经济基础矛盾。在30年大规模建设、开发、增长之后，今天已经形成巨大的社会资产存量，几乎每个平民家庭都拥有一定价值的资产，尽管贫富悬殊的问题依然存在，但社会生产已经能够满足消费的基本需求并大量转化为剩余资产是个事实。

　　同时，社会资产的结构日益多元化，居民全部资产不仅是总额庞大的储蓄，更增加了证券等丰富多样的金融资产，而居民家庭的房地产资产也逐步转变为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即使在农村也是如此，由于土地的稀缺和建造标准及费用的提高，村民住宅的价值日益高涨。随着村民权利的被保护，农村土地不能被廉价征用而使其资产属性更突出。

　　当然，由于过度市场化已带来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尤其在福利属性与市场属性并存的领域，过度市场化甚至带来资产价格的畸形上涨，已影响到其基本福利属性的发挥。比如，收取高额的学籍“入门费”的问题已经影响到居民受教育的权利，这本来只应是私立学校的做法，而今天为大多数公立学校普遍采用。

　　另外，居民普通住宅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并不能使居民获利，除非在农村不断有足够的廉价土地供应，否则居民出售自己唯一房产之后就无力购买新的房产。所以，房产价格上涨只对拥有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有利。这已经证明房地产已经资产化，置业者已经更加注重房地产本身的资产价值而非直接关注其作为居住产品的消费价值。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大多数家庭的财富都接近“赤贫”状态，为了缓解需求巨大和供应短缺的矛盾，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福利领域被全面市场化，享有福利保障的国企工人几乎全部下岗，而没有福利保障的农民工大量上岗，整个产业体系几乎把工人的福利保障剥夺干净，以此换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于房地产而言，这个“拐点”意味着从开发时代转向资产时代。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福利领域过度市场化已经动摇了和谐社会的基础，因而，这个“拐点”意味着更多的转向，至少会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财政资产更多投资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管理部门已经清楚地知道搭建好健康的社会平台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政府不必要直接投资经济生产领域，抓好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打好基础最重要。从具体政策上来看，降低税率可以提高企业收益，增加福利可以提高企业效率，将会是未来政府管理的主要两个手段。

　　其次，住房保障将与房地产资产化区别对待。逐步扩大福利性住房惠及的人群，使房地产市场从“全民游戏”改变为“富人游戏”，可以增加社会的稳定并减少经济的风险。可以预见，改变商品房价格统计体系，将福利性住房单独统计已成大势所趋，而在中低端住房全面福利化基础上，高端住宅及其他商业房地产完全市场化，也能够发挥房地产资产在经济社会体系中资产流动的“蓄水池”调节作用。目前，增设物业税不利于减少资产流动性，与财政总体政策不符。

　　在资产时代的资本领域也有新的重要情况出现，并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甚至是新行业的出现。公司资产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十分迅速，公司之间的并购产生的经济效果已经远超过新公司设立的效率。当然，货币的加息和升值也会在资产时代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要走势。资产时代是福利社会的前奏，而福利社会的初期往往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和较高的币值为特怔。

　　伴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国兴起了以私人股权投资为特征的资产管理行业，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中国也将进入全面、广阔的资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