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代际视角出发，根据婚恋状况将青年分为未婚无恋爱对象、未婚有恋爱对象、已婚、离婚尚未再婚四类人群，分别总结了他们的住房状况与婚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住房对婚姻的影响。本文认为，住房在影响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的同时，客观上决定了青年在婚姻市场中所处的位置，限制了青年的婚姻决策。住房在婚恋中成为衡量对方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的重要指标，同一阶层通过以“住房”为标志的“门当户对”的婚姻来增强其阶层的内聚性和身份排斥性。

关键词:住房;婚姻;城市青年

结婚成家是青年社会化道路上较为重大的任务之一，也是青年从原生家庭走向新的家庭的分水岭[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家庭观念不断变化，中国青年的择偶标准、择偶方式、婚姻观念和婚姻状况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与百合网联合进行的“2010年全国婚恋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约有1.8亿适龄青年在为择偶忙碌，交友难、婚恋难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

与此同时，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自21世纪初开始迅速上涨，至今居高不下。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尤为明显，住房的变化对处于生命历程中不同时段的群体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正处在上升期的青年。而在现代化进程下，当代青年的家庭结构也面临着转型，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关系以亲子关系为轴心转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等等。青年的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与其父辈相比，具有鲜明差异的时代特征。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在青年的婚姻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男性的经济状况好坏时常是女性择偶时看重的砝码[3]。因此，作为社会经济地位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住房，对于青年在婚姻市场的观念和行为也有重要影响。

对于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而言，人口规模大、迁移流动现象频繁，人口结构复杂，与其他中小城市相比，青年的住房问题和婚姻问题更具有典型特征。据网络调查显示，北京是全国十大单身聚集地之一(见图1)。青年的婚恋状况不仅会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所在城市的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前期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北京青年总体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的住房问题和婚恋问题更值得关注。这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对生活水平的要求和生活质量改善的心理预期比较高，在住房和婚恋问题上的相对剥夺感、心理落差与不满意度也相应较高。且由于这一群体的发声能力比较强，这两个问题如若解决不好，往往会成为网络负能量的重要来源。

二是，住房现有政策对这一群体的覆盖相对较少，他们收入往往超过了保障性住房的要求，但工作单位又很少可以提供住房，收入大多被用于住房消费，属于“刚需夹心层”，政策改善空间较大;而该群体平时工作压力大，业余时间少，交友难、婚恋难从“个人困扰”逐渐演变成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若受到这一困扰的个体不断增多，形成一定规模，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就会超过“个人困扰”的范畴，演变成影响人口安全的“公共问题”[5]。

三是，该类群体的人力资本基础较好，知识结构与技能水平与北京等特大城市定位、产业规划及人口调控规划更加契合，更有可能在特大城市长期居留，成为建设的主力，因此其住房问题和婚恋问题只能在当地解决。

为全面且深入地了解北京高等教育青年群体的婚恋和住房状况，2016年3—10月，我们采用焦点小组法、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展开调研。问卷维度划分与问题设计均扎根于文献研究、小组座谈的相关材料，通过北京团市委及北京青年联合会的组织渠道，依据科学抽样的原则，在不同区域、不同界别的青年中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为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20~36周岁、大专以上学历的青年人口，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信息、家庭信息、婚恋观念、住房状况等。将调查人群分为未婚无恋爱对象、未婚有恋爱对象、已婚、离婚尚未再婚四类，共回收有效问卷5965份。同时，在抽样调查样本中选取了部分具有典型性的青年进行深入访谈。

一、基本情况

调研结果显示，从目前所处的婚恋状况看，已婚青年2161人，占比36.23%;未婚无恋爱对象的青年2026人，占比33.96%;未婚有恋爱对象的青年1650人，占比27.66;离婚尚未再婚的青年128人，占比2.15%。

从在北京拥有的房产情况看，只有31.55%的青年在北京拥有房产。在拥有房产的青年中，有23.54%的房子为父母全额购置，42.99%为父母支持下的贷款购房，全凭自己力量购买(自己全额购置或无父母支持的贷款买房)的比例只占24.02%。可见北京房产仅凭青年自己的力量较难获得，家庭资源的支持在青年购置房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居住位置看，有51.84%的受访者的居住地在北京五环以外，其次是居住在四环到五环之间(19.78%)，再次是三环到四环(13.85%)和二环到三环(9.05%)，居住在二环以里的青年比例较低，为5.48%。可见青年居住地点离市中心越近，比例越低，这和房屋租金、房屋价格呈反比。

二、特征分析

此次调研发现，处于不同婚恋状态的青年，在住房和婚姻的关系上，具有不同的特征。

<1.未婚无恋爱对象:男性结婚压力受限于经济因素，女性压力来自年龄>

本次调查中，未婚无恋爱对象的青年中约57.95%感受到了结婚压力。受到压力的青年对目前自身感受到的结婚压力进行了打分，分值范围从1到10，分值越高压力越大。结果显示:平均结婚压力值为6.5分，1174人中81.52%的青年的结婚压力超过了5分，压力值偏大。

进一步根据样本结婚压力分值，课题组将受到结婚压力的青年分为两类:8分及以上为“高结婚压力青年”，8分以下为“低结婚压力青年”，分别占所有受压人群的比例为34.33%和65.67%。可以发现，近三分之一北京青年的结婚压力值偏高，压力较大。

在性别上，结婚压力男女比例相差不大。未婚无恋爱对象的人群中，35.34%的男青年属于“高结婚压力青年”，32.76%的女青年属于“高结婚压力青年”，结婚压力均较高。相较而言，男性的结婚压力比女性高了2.58个百分点，差距不明显，而且结婚压力青年和性别关联度的卡方检验统计性并不显著(p=0.353)。可见，男性和女性感受到高结婚压力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但进一步分析发现，男女结婚压力的来源是不一样的。在涉及结婚时，社会对男性的物质条件要求会更高，结婚费用多为男性承担，“有房产”近年来被要求为男性结婚的标配。调查中，36.41%无房男性属于高结婚压力群体，比有房的高了3.93个百分比。一位访谈对象提到，他曾经有一个非常恩爱的女朋友，但是自己经济条件不够，在女方父母阻挠下结束了恋爱:“她家里要求我必须有房，我也无能为力。在我们还保持着恋爱关系时，他家就给女儿介绍起了新男友。一开始给她介绍，她不同意。后来她家里边老说这个事，她就有些动摇了，较后我们就分开了。”(YTG)即使是本地青年，如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也存在着住房与婚姻的困扰。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与父母长期共同居住不利于青年获得独立生活的经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其社会化进程的演进，同时也可能会带来婚姻延迟等一系列问题。在访谈中，有位青年就表示:

 “我现在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单独的住房，女孩子知道我这种条件，都不愿意和我交往。”(QLA)

在理想配偶的户口、房产、入学资源方面，有32.66%的单身青年表示自己的理想配偶一定要有北京户口;有35.66%的青年表示自己的理想配偶一定要有北京房产;31.30%的单身青年表示理想的配偶一定需要有优质的入学资源。可见在该群体中，对于未来配偶硬性条件的期待，房产是大于北京户口，北京户口是大于入学资源的。

与男性结婚的压力源不同，女性结婚的压力源主要是年龄。此次调查显示，30岁及以上的女性中有42.62%结婚压力值超过了8分，比“25~29岁”和“25岁以下”的分别高出7.81和20.4个百分点。可以发现，女性在25岁以后，结婚压力值大幅增加。访谈中有一位女性反问访谈者:“你今年26岁?那也不小了。我今年28岁，挺着急结婚的。”(BED)还有一位31岁的女性表示年龄增长限制了她找对象，现在年纪不小了，就不像年轻一些的女性还可以挑选适合的男性。也有访谈者给自己结婚年龄设限为30岁，认为在30岁之前就该结婚了。

 <2.未婚有恋爱对象:没有房产的情侣更有可能推迟结婚>

中国人一向追求“安居乐业”，安家才能立命，住房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青年在脱离父母，参加工作后会步入“离家单独居住，结婚组建家庭”的生命阶段，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负担得起的、长期的家，对住房有着较为刚性的需求，住房是中国人在结婚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在未婚有恋爱对象的青年中，22.12%在北京拥有房产，23.27%的恋爱对象在北京拥有房产。

进一步匹配青年与其现任男/女朋友的房产情况，发现双方均无房产的占比较多，约为64.62%“;男方有房、女方无房”的占比15.83%;双方均有房产的占比12.03%，“男方无房、女方有房”的比例较少，仅为7.52%。可以发现，与女性相比，男性更有可能拥有房产，也从侧面反映出男性承担了更多的买房责任。

双方的房产拥有情况会影响两人的结婚打算。双方均有房产的情侣中88.04%有结婚打算，“男方有房、女方无房”的情侣中77.69%有结婚打算;“女方有房、男方无房”的情侣中有近72.17%打算结婚;68.12%的“双方均无房产”情侣打算结婚，所占比例较低，比双方均有房产的情侣低了19.92个百分点。

双方都没有房产的时候，结婚的可能性较低，没有房产的情侣更有可能推迟结婚。近年来，北京的房价迅猛增长，已经超出了大多数青年的可承受范围。但是没有房子，就无法落户，在婚后孩子的就学问题上会存在很多问题。此外，没有房子就像没有根，始终无法安身立命，心理不稳定的状态下要做出结婚的决定往往比较困难。在访谈中，有位青年就表示“房子就是锚，房子买在哪里，自己这艘船就停靠在哪个港湾”。(PLM)

此外，男性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更不可能有结婚打算。我国的传统是婚后从夫居模式，而且婚姻的物质承担者多为男方，买房的压力很大一部分都堆积在了男性身上，对于男性青年来说，买房压力更大。一位男青年就说:“在北京，男人只有两个阶级，有房的阶级和无房的阶级，无房的男人无权拥有美好的爱情。”(UKN)

<3.已婚:户籍同类婚多，在婚前拥有住房的配偶更容易结婚>

在这部分青年中，有98.1%的青年属于初婚，1.9%的青年属于再婚。从年龄分布来看，该群体的配偶年龄主要分布在25~34岁，其中25~29岁年龄段占比为32.30%，30~34岁年龄段占比为44.47%，35岁及以上的比例则为17.17%。24岁以下6.01%。夫妻户籍同类婚共有1648对，占全部有效样本的83.11%，82.48%的北京户口男性与83.60%的北京户口女性均选择有北京户口的青年结婚，与外地户籍通婚的较少。青年在选择自己配偶的时候，越来越在与自己类似的人群中选择。

在已婚青年中，考察配偶婚前的房产、车辆、入学资源情况，有22.86%的青年表示自己的配偶在婚前有北京房产;有21.80%的青年表示婚前配偶在北京拥有车辆，14.67%的青年表示自己配偶在婚前具有优质的入学资源。可见，在婚前拥有住房的配偶比车和入学资源比例更高，也更容易结婚。这从侧面也验证了房产的重要性大于其他资源。

<4.离婚尚未再婚:离婚规模不断扩大，与住房政策有关>

北京市离婚人口规模在近些年来呈逐年递增态势，2011年为6.6万人，到2015年增长至14.6万人，其中2012年至2013年增长了42.60%，是2011—2015年中增长较快的一个阶段，2014—2015年也增长了29.93%。离婚率从2011年的0.52%增长至2015年的1.08%，即平均100个北京户籍人口中，大约有1个人在2015年办理了离婚手续。在理想配偶的房产、户口、入学资源方面，50.65%的青年表示自己的理想配偶一定要具有北京房产，38.96%的离婚青年表示自己的理想配偶一定要具有北京户口，24.68%的青年表示自己的理想配偶一定要具有优质入学资源。可见在离婚青年心中，对于未来配偶理想条件的期待，房产是大于北京户口，北京户口是大于入学资源的。

此外，离婚又复婚的规模近些年也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13年的复婚对数异军突起，达到11250万对，在2014年出现小幅回落，2015年又大幅上涨至13454对。离婚规模逐年上升，且上升速度加快，离婚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复婚人数上升是否与近些年为了买房而假离婚的现象相关?根据以上数据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2013年恰逢国务院新“国五条”政策出台，而这年的离婚人数和复婚人数也出现了较大规模上升。2015年北京市房价大幅度上涨，这一年的离婚和复婚人数相对上一年也出现了较大涨幅，这些现象的同时出现，让我们不得不将两者相联系起来。

政策对于人们婚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住房政策方面，近些年来出现了很多因为买房而假离婚的现象，为买房假离婚的原因主要是为降低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和打破北京一户限购两套房的限制。调查中有18.89%的青年表示身边有很多因为买房而假离婚的现象，有37.49%的青年表示有这种现象，但是比较少见，43.62%的青年表示没有见过，可见买房假离婚这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且存在的比例并不低。

“假离婚”可规避一些房产限购限贷方面的政策，有可能降低贷款利率、购房税费等，这种假离婚初衷虽是从降低家庭支出的角度出发，但风险性也同时存在。近些年因为假离婚较后变成真离婚的案例并不少见。我们也在问卷中考察了青年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从他们的回答上看，有46.76%的青年表示理解，但自己不会这么做;其次是25.82%的青年表示既不理解这种行为，自己也不会这么做;表示不理解但会这么做和理解并会这么做的青年有27.43%，可见大多数青年对这种行为并不认可。有青年就在访谈中坚定地表示:“在我看来离婚就是离婚，没有假离婚之说，这对婚姻来说是个瑕疵，贪欲欲望是无止境的，人都是有底线的，我不会超过这底线。”(WLG)另外一位青年也说:“遇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不会同意离婚。婚姻是很神圣的事情，为什么要因为这个而离婚呢?我宁可不买二套房，也不要离婚。而且离婚是有风险的，要是离了结不回来了怎么办?”(IOL)

三、讨论思考

由于中国缺少房产税、遗产税等针对不动产的税种，政府无法通过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不动产升值就成为社会财富再分配较主要的渠道[6]。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在青年中也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财富分配效果—“有产”的青年，即使不努力不奋斗，财富也会自动增加;“无产”的青年，即使再优秀再努力，工资的涨幅和房价的涨幅之间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拥有房产的机会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没有家庭资源的支持，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越来越难获得一套房产。此次调查显示，在已拥有住房的青年中，父母资助的比例占到了66.53%，父母的经济支持对于青年获得房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将映射到其婚恋关系上来。家庭资源导致的住房获得使得代际分化现象不断累积，阻碍了底层青年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也导致了青年婚姻决策的一系列后果。

<1.买房结婚>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住房都是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之一。住房与不同群体所处的社会阶层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身份的“镜像”和“映射”，透过住房，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一个群体或者某个人处于何种阶层之中，以及该阶层的生活方式。住房因此也成为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外部符号象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的年轻一代也正在通过对住房的拥有形塑他们不同的阶级边界，家庭条件优越的青年得以通过住房，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与其他阶层青年区隔开来。

住房有无影响了青年的经济社会地位，进而限制了婚姻决策。从上文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哪个群体，拥有房产都会在婚姻市场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住房的重要性在不同婚恋阶段的青年主观认知中存在着共识，绝大部分青年都认为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和婚姻幸福与否密切相关。此次调查发现，82.05%的青年认为自己如果拥有房产会更容易找到配偶，而表示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青年比例只有13.98%和3.97%，要远远低于表示同意这一观点的青年，可见青年本身也非常认可房产在婚配中的重要角色。但同时北京房产并非一个容易获得的物质条件，对于25~36岁的青年群体，没有房产的青年单身比例要显著高于有房产的单身比例。在房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住房势必会对青年婚恋造成更大的压力，并推迟青年的婚育年龄。

由于住房形成的巨大压力，租房自然就成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可能途径。然而，租房只被青年视为暂时的无奈选择，并未视为组成家庭的较终解决方案。在课题组之前的住房调查中，85%的青年群体不能接受“永不买房，租房居住到老”的形式。因为在特大城市，租住房屋并无法获得户口、子女入学资格等这些要素，而这些要素在未来人生中是迟早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通过租房来解决青年住房问题，短时可能有效，长期是不现实的。随着婚恋模式的变更，从“无对象—有对象—结婚—生子”，能够接受“永不买房”的比例越来越低。随着感情生活加深，家庭组合的深入，青年对于住房的渴望程度逐渐加深[7]。

更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对男女青年的影响是不同的。社会对于将要进入婚姻的青年是有所期待的，且对于不同性别有不同的期待，住房资源使得男女双方在客观上处于不同的位置。此次调研显示，在男性结婚需要具备的物质条件方面，有36.03%的青年把房产排在了排名前列位，其次是稳定的收入，比例为33.26%，再次是一定的积蓄，比例为11.55%;而在女性结婚需要具备的物质条件方面，有51.82%的青年把稳定收入排在了排名前列位;其次是有一定的积蓄，比例为14.62%;房产则是占比第三高的因素，为11.58%。可见，房产对于男性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女性。

因此，住房在影响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的同时，客观上决定了青年在婚姻市场中所处的位置，限制了青年的婚姻决策。青年对于住房的高期待会反映在他们的婚姻决策之中，没有房产的青年更易遭受婚姻市场的挤压，尤其是男性青年。而婚姻是人类较基本的家庭组合形式，婚姻的不幸会导致人生目标的迷失，进而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隐患和人生悲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城市化的目的不只是经济指标和高楼大厦，这些应是结果而非目标。城市化的核心目标，应是让城市的创造者和劳动者—青年—拥有尊严的生活和看得见的未来，且怀揣持续奋斗的动力。但大城市房价的不断飙升，让很多出身底层的优秀青年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婚恋决策，甚至放弃自己的心爱之人。当他们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较终却因为一套住房而无法和自己的心爱之人结合，那么他继续奋斗的动力又何在呢?

<2.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是我国传统社会择偶的主要标准，所谓的“门当户对”在封建社会主要是指同一阶层内部的通婚。改革开放后这种同一阶层内部的通婚被打破，人们的择偶空间更自由更多样化，但也仍有学者指出“门当户对”虽然不再盛行，但社会上仍有部分人把配偶的家庭背景作为不多的考量标准[8]。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门当户对”的观念是否仍然存在?这一观念的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青年是否重视“门当户对”?

此次调查显示，从对“门当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来看，有72.25%的青年认为择偶过程中需要“门当户对”;27.75%的青年认为不需要“门当户对”。大多数青年仍是认同“门当户对”的。那么，青年认同的“门当户对”是什么?我们把“门当户对”划分为双方家庭社会地位相似、双方价值观和人生观契合、双方教育背景相似、双方收入水平相当等几个方面。调查显示，青年认为“门当户对”较重要的是双方价值观和人生观契合占比较高，占总体的73.91%，远远高于其他几个方面;其次是双方家庭社会地位相似，占比14.92%;双方教育背景相似、双方收入水平相当这两个方面占比较少，分别为6.59%和4.38%。

可见，当代青年对于“门当户对”的理解更倾向于双方人生观、价值观的匹配，而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相似。在观念上，青年更看重非物质因素，对家庭经济地位等物质因素反而不看重。这种情况与现实中青年的婚恋行为之间有较大出入。从上文的数据分析可知，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青年在实际婚姻行为上，都十分看重房产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而房产是衡量家庭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我们在婚恋观念上看到青年强调价值观念的一致性，但在婚恋行为上却看到青年追求家庭经济条件的匹配性。

如何来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人的价值观形成是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用的结果。虽然青年在婚恋过程中十分强调价值观念的相似性，但价值观念是以家庭条件、教育背景等为基础的。在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更可能接受好的教育，具有更好的性格品行和生活习惯，因此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青年和具有相似经济条件的人结合，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青年也和具有相似背景的人婚配，整个社会陷入同质阶层相互结合的循环，即所谓的“阶层内婚”现象。追求非物质匹配的婚恋观念和看似追求物质匹配的婚恋行为并非是矛盾的，而是阶层分化的自然结果。

在这种阶层分化的循环过程中，住房成为中国阶级身份构建以及符号区隔的综合反映，住房有无已经成为中国阶层内聚和排斥的主要形式。在北京目前高房价的前提下，“什么样的房子住什么样的人”已经演变为“找什么样的房子就是找什么样的人结婚以及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因此，作为婚姻关系的基础，住房成为衡量对方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的重要指标，进而成为双方价值观匹配的基础。青年正在依据住房条件如价格、户型、面积以及子女教育资源等因素来建构婚姻上的“区隔性”，并以这种“区隔性”来进一步确认自己的身份。

不同阶层的群体越来越多地通过以“住房”为标志的“门当户对”的婚姻来增强其阶层的内聚性和身份排斥性。这不是个人或群体有意而为之的结果，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己筛选的“结婚候选人”，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相似经济水平的，与自己有相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形成了同一社会阶层、经济阶层的“通婚圈”。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阶层壁垒正在强化。

综上所述，从青年住房和婚姻的视角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思考住房问题，不能仅仅站在城市化的角度上算经济账，而是要站在婚姻幸福、社会流动，乃至国家长治久安的层面上来进行规划。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在回忆建设公共组屋的初衷时说:“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建设组屋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9]。试想，如果国民服役人员没有自己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自己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如果国民服役人员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和心爱之人生活在一起的话，那他们用自己生命所捍卫的，又是谁的制度呢?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4CSH032) 的阶段性成果]

廉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

赵金艳:共青团北京市委权益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