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排名前列财经周刊》发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持续引发关注。相较以往榜单，这个榜单在排名上较引人注目的，是上海首次在榜单上超越了北京，成为“一线城市”之首。在15个新一线城市中，长三角的杭州、苏州、南京、宁波、无锡5城市入选，杭州延续了在榜单中新一线第二的优势，而苏州、宁波也创下有榜单以来的较高排名。江浙沪城市在这一榜单的强势，展现出中国区域发展新风口的未来。

上海何以超越北京？

抛开《排名前列财经周刊》所列的标准，观察过去五年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到京沪两市发展轨迹的明显变化。

北京是中国首都，也是中国事实上的经济金融中心，多数中央企业总部位于北京，总部位于北京的金融机构也掌握了中国绝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中关村则是中国较大的科技创新中心，至今仍拥有中国较多的高新技术企业。正是基于此，虽然上海的GDP总量一直在北京之上，北京的经济辐射力和商业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上海。

更进一步地说，制造业虽然也产生GDP，但相较服务业，制造业无论是产生的高收入工作机会，还是对更大物理范围的辐射能力，都要弱得多。上海一直是工业重镇，制造业规模庞大，而北京的制造业早已萎缩，北京的服务业增加值超过GDP总量的八成。一财的一线新一线城市榜单的数据涉及的指标林林总总，但我们深入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当把涉及商业繁荣程度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指标加入到对城市的考察之中，一个城市商业魅力排名和这个城市的服务业规模整体成正比，这个比例关系远比GDP还要明显。

过去五年，决策层对北京和上海有着不同的定位。2017年，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这两个规划的批复主体不同。北京的规划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批复的，这是全国不多一个中共中央批复的城市总规。规划除了重申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之外，专门强调要深刻把握好“都”与“城”、 “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核”与“两翼”的关系，继续强调着力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我们看到的北京城市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和较高决策者要求首都“静下来”的意图直接相关；在2018年的新一线城市榜单上，北京的城市人活跃度指数比去年下降了一位，也佐证了这一点。

而上海市的城市总规则是由国务院批复的。本轮上海城市总规，除重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外，规划强调要把上海建设为“先进的全球城市”。相较于北京必须立足首都功能做“减法”，上海虽然也被要求“严控特大城市人口”，但在城市功能定位上却在“做加法”。

我们梳理了较近五年京沪两市的许多统计数据，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其一是，上海市的服务业整体上在快速成长，2013年，上海市服务业增加值是北京的89.7%，到2016年已上升为北京的96.8%，虽然2017年这一比值回落至92.1%，但仍然比2013年高出2.4个百分点。而在服务业的细分门类上，上海的商业和金融都非常强势，2017年，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度超过北京，居全国之首。

而在金融业增加值上，上海的表现也非常突出。2014年，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尚低于北京，而到了2017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已相当于北京金融业增加值的115%。

而在航空港上，上海也在收获长三角地区整体发展的红利。下图是北京、上海两地主要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北京的数据是首都机场，上海的数据是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之和。从2016年起，浦东机场已连续两年超过广州白云机场成为全国第二大客运机场，而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之和自2014年超过首都机场之后，整体保持高于首都机场的增速，2017年上海两大机场旅客吞吐量之和达到1.12亿人次，相当于首都机场的116.8%

这些数字都清晰展现一个事实。上海的金融、商业和交通枢纽功能都在持续强化，这带动了上海服务业稳定且超过北京的增长速度。北京对非首都功能的疏散，也客观上让上海在服务业上的增长优势得以体现。改革开放之前，上海一直是远东地区较大的金融和商贸中心，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结构一度转向以工为主，经过过去5年，上海的城市转型已见到成果，上海的金融商贸中心地位趋于巩固。

上海的短板在哪里？

在商业和金融持续增长的同时，上海的发展仍然存在短板。关于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阿里巴巴的讨论，至今仍未结束，但这些讨论大都指向两个方面。其一是相较杭州等城市，上海的规范性和保守性有余，但进取性不足，因而不是一个容忍试错的地方，相对不适合创业，且上海整体在文化上更有“买办”气质；其二则是从产业上来看，上海的科技产业整体偏弱势，金融、地产等对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较明显，这种在香港身上的现象似在上海也比较浓厚。

今天我们不谈文化，就来看上海的产业。的确，在科技创新领域，上海相较北京、深圳，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竞争力。

上图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地2017年的专利申请及授权情况，在四个指标中，除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上海略高于深圳外，其余三项上海都明显低于北京和深圳。从更长时段来看，2013年上海的专利授权和发明专利授权分别相当于同期北京的78%和51%，到了2017年，这个比例反而下降到66%和45%。就反映城市长期科技投入的重要指标，R&D(研发投入指出)来看，从2013年到2017年，北京的R&D占GDP比例虽从6.2%下降到5.7%，但2017年特别值仍有1593.3亿；上海R&D占GDP比例从3.4%提高到3.8%，但特别值仍只有1139亿，只相当于北京的71%，同为中央政府明确定位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海的科教基础和科技投入和北京的差距仍然显著。

统计数据还显示，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的数字经济发展的确也不尽如人意。北京和上海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统计口径略有差别，北京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上海称信息产业，上海的口径要较北京宽一些（更多包括了IT硬件领域）。就京沪两地的数据相较，至少反映出一个事实，北京的IT产业增速明显快于上海，两地信息经济规模的差值持续收窄。当然，这可能和上海的统计口径中包括IT硬件，而相较互联网和软件，硬件的增速天然较缓慢的有关，但总体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北京在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增长中所获得的红利多于上海。

关于上海的互联网，外界有许多分析。今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102家互联网上市公司中注册地在上海占18.6%，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77家独角兽上海占比23.4%，都在北京之后排在第二。然而上海互联网的整体存在感却不高，一方面固然是可能因为多种偶然原因上海未能诞生BAT这一体量的巨头，甚至许多互联网公司是在和北京的友商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以至于总部迁到北京（如土豆之于优酷，大众点评之于美团）；可能另外一方面的因素，可能的确源于上海当下更加实用的城市气质，上海的互联网公司较集中的三大商业领域，除了排名排名前列的电子商务，分别是金融和本地生活，这恰恰和上海城市先天固有的基因吻合。

上海——杭州，中国商业变革试验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海正在找到符合自己人设的道路。在一个榜单中力压北京成为“一线城市”之首，这的确展现出上海越来越强劲的中心动能。相较天津和重庆这两个也曾在计划经济时代获得过中央政府垂青且至今工业比例还很高的城市，上海的确不仅赢在经济总量，更凸显出自身经济转型和服务业升级的成果。

上海其实不是一个喜欢拥抱原生技术的城市。很显然，原生技术需要更强的冒险精神以及更多的投入，但这并不适合上海这样一个“精致”且高地租的城市。然而，上海却在金融、本地生活和电子商务等等领域，都生发出令人惊喜的变化。上海的携程收购了去哪儿，上海的饿了么合并了百度外卖现在成为阿里巴巴“新零售”体系的一部分，甚至上海还出现了异军突起的“拼多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依托微信生态成长起来的电商巨头。为什么是上海？开埠170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甚至于上海人“精打细算”的生活态度，都对上海创业者构成了很深的影响。

上海在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固有的金融和商业禀赋以少有的形态被快速激活。放大我们的视野，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独特地位，和江浙沪尤其是杭州湾地带的快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相较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过去的一大劣势，是长三角城市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广州、深圳长期是中国经济总量第三、第四的城市，都拥有超过1000万的城市人口，广州是华南地区的门户，而深圳则是中国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较为活跃的城市，广深乃至广深港走廊的地位也获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加持。而在华东地区，上海从某种程度上是“一城独大”，杭州、苏州、无锡、南京、宁波等重要都会，城区人口都没有达到1000万的门槛，甚至不少城市的市区人口还在500万以下。从产业结构上来看，长三角除了上海在中央政府大量资源挹注下，服务业相对较发达外，其他城市的经济都以传统商贸、制造业和重化工产业为主，对投资乃至外来投资的依赖程度较高，虽然也产生了一批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形成了较强的品牌效应，但整体产业结构仍不够高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在这个周期中，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两个较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是普遍的货币宽松，其二是移动互联网红利的持续爆发。普遍的货币宽松带来了资产价格的重估，而以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等纷纷超越老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等公司为标志，科技公司的力量少有地得到强化。

这个新的周期，给江浙沪地区带来了在制造业等领域的严峻挑战，也创造出许多新的机会。在中国，相对宽松的宏观状态，会使一些更接近流动性的部门获得更多的受益（参见《阶层流动的中国局》），近年来省会城市经济地位的相对提升，也和这一宏观背景相关。另一方面，江浙沪整体的新经济活力，则使江浙沪真正成为中国商业的样板。

讨论当下的江浙沪地区经济，阿里巴巴是绕不过去的。阿里巴巴对江浙沪地区的关键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商业模式和数字技术的输出能力，更在于它引领的新商业理念的示范效应。回溯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业进程，华南地区的确是引领风气之先，对香港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构成改革前中国对西方经济联络的主要通路；1957年创办的广交会，则成为境内主要的贸易窗口。广州、香港乃至后来在进出口上独占鳌头的深圳，事实上成为中国的商业重心。

江浙沪的商业再度繁盛，其实自浙江开始。善于经商的浙江人，就连小商品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连年来高居中国专业商品交易市场的榜首，义乌的声名也远播世界。阿里的出现，则为中国打开了电子商务发展的全新空间，从阿里巴巴网站、1688到淘宝、天猫，阿里在不断探索中国电商发展的边界，从而为江浙沪赢得了对新的商业模式的定义权。此后，无论杭州、上海抑或长三角的其他地区，阿里的示范效应带动的创业浪潮，使这里形成了中国较完整的商业创业生态。深圳获得投资的互联网企业中有31%集中在智能硬件位列榜首，而上海和杭州则都以电子商务较多。

盒马鲜生上海虹桥店内景

2016年阿里巴巴提出的“新零售”，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基于长期商业实践的水到渠成。它迅速在江浙沪地区铺开，成为中国商业的新标杆。盒马鲜生总部位于上海，并很快使上千万上海市民住上了“盒区房”；天猫双11的活动连年在上海主办，各种智能商业黑科技在上海率先落地；上海开出了星巴克在美国之外的排名前列家全球臻选烘焙工坊。这些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当今时代的商业本质，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商业。

很多年前，上海便以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多而著称。以至于很多常住过上海的人一旦到了北京，立即对北京这种便利店荒漠环境感到极不适应。新零售让上海人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得到更大满足。今年4月盒马宣布在京沪两地实施24小时配送，就是让品质便利店24小时开到每个消费者身边。

从电子商务到新零售，上海——杭州树立起中国商业的新标准。也是这一个过程，让长三角摆脱了“一城独大”，走向更“多中心化”。而今，无论你认为杭州是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抑或二线城市，都应当承认一个事实，杭州现在是上海的伙伴而非上海的附庸，拥有这样一个伙伴对上海至关重要。有了杭州的加持，上海的商业才在数量和质量的两重维度上，成为中国新商业标准的定义者。

长三角的未来不可限量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长三角这个世界第六大都市群，将如何被纳入国家战略，由此更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可参见《珠江口VS杭州湾，中国两大湾区的过去和未来》）

在我看来，长三角地区诞生一个新的高规格规划，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是“面”+“点”，譬如京津冀协同是一个面，而雄安新区就是一个点；而从宏观层面不多堪与京津冀协同相比的长江经济带战略是一个面，它也需要一个“点”，而这个点较可能的布局就是长三角地区。

较新的新一线城市榜单，多个长三角城市均创下排名新高，反映出在上海、杭州持续走强背景下，长三角整体商业、创业和居住环境的持续改善。

沪苏浙皖四省市早已建立了主要负责人的定期会晤机制，在今年1月苏州的座谈会上，四地书记省（市）长达成共识，要“创新引领，携手打造高级城市群”，并提出要在长三角地区率先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加之现任上海书记“江浙沪走透透”的履历安排，足见决策层要以江浙沪地区尤其是上海周边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长期健康发展的龙头引擎的意图非常清晰。

粤港澳大湾区固然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关键在两点，一是如何妥善处理内地和港澳尤其是香港在“一国两制”背景下有机合作的问题，二是如何处理深圳在其经济地位和枢纽功能相对提升之后怎样借由新机制（而非现有的行政机制）更大程度发挥自身作用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分别牵涉省、省会、计划单列市和特别行政区，需要在政治上的统筹谋划、高举高打。

2018年1月，大雪后的杭州

而长三角区域合作则要相对单纯许多。长三角的特别中心当然是上海，上海——杭州走廊是长三角商业变革的主轴线，上海——苏州——无锡——南京，代表着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线索，而上海——宁波——舟山则拥有独步全世界的港口群。江南，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而今的江南，任何一条产业走廊，都可承载起经济转型或商业变革的国家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商业魅力”指数的提升，就是整个江南地区进一步恢复和巩固中国商业重心地位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