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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房地产税开征的步伐，正在越走越快。

如果说以前关于房地产税开征的消息，都有“狼来了”的嫌疑，现在，可以正式告诉大家“狼真的来了”，正如帮主此前在所说《从前，你只是逃不过死亡，现在，你还逃不过房地产税》的。

要说清楚这匹狼为什么真的来了，首先要说清楚一个常识问题：税收的本质是政府收入，但政府不是企业，没有留存利润的动机和必要。政府收入的目的在于支出，也就是收税收来的钱，政府是要做事花掉，除了基本行政运行经费之外，还要搞基建，修路修桥修地铁。

而现在，政府即将面临严重的入不敷出的现实，房地产税几乎是解决这个问题较好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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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释放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必须降低企业税负。

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重生产、轻流通”。因为向企业征税的征管成本低、征管方便，所以，能给政府带来稳定、大额收入的税种，都在企业一端，连个人所得税，都是通过企业代扣代缴，而在流通、消费环节的税收，则相对较轻。所以，目前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都来自企业。

而近两年来，国家一直提倡“为企业减负”。与之连带的说法，还包括“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结构性减税”，还有各位做企业的朋友深刻体会到的“营改增”。

关键一点就在这里，减税就减税，为什么非要说“结构性减税”？

要为企业减负，就要降低生产端的税收，但政府支出不能下降，赤字规模不能无限扩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防控，因此，减税就只能是“结构性”的，说白了，就是在这个环节减税，未来在其他环节加税，实质上，是一种税负在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转移，这个转移的方向，就是流通、消费环节。

那么，为什么说政府支出不能下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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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开始，政府支出扩大成为必然。

从近两年中央财政和北京、上海等各主要地方的财政预算、决算数字上看，政府支出非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不到政府支出可能有减少或者降低的趋势甚至可能性。随着地方、中央政府明年相继完成换届之后，新的经济周期将开启，理解中国特色的朋友都清楚，这种时点，政府支付只能不断扩张、增加。

实际上，政府既有支出中，能压缩的空间十分有限，也就是三公经费之类，起不到关键作用。于是，在减税带来政府收入减少，而政府支出还在继续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就采用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确保支出。财政赤字则主要通过发行国债、地方债和各种建设债券还支撑。

这其中，地方政府又是特别重要的环节。地方政府事权多，中央财政通过国地税之间的税收分成、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弥补地方财政支出出现的压力和缺口。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营业税原来是地方财政非常重要的税种之一，改增值税后，变为了中央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的收入缺口一直在扩大，必须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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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不能膨胀，急需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

尽管分成机制上有保障，但是，地方政府仍然面临“支出刚性”，但收入“不刚性”的问题。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寻找一个能够给地方政府提供稳定、源源不断收入，以确保其支出的税源，以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膨胀，累加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此，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及了“健全地方税体系”。

房地产税，是目前可知的，较适合承担这一“使命”的。

1、房产作为资产和财产，理论上是永续的，因此，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对地方财政收入而言，是一个总额很大，而且能够长期征收的税种。而且，房屋资产价格上涨，可以多收，房屋资产价格下降，则少收，手段灵活。这也是肖捷在解读十九大报告的文章中，明确以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的基本动因所在。

2、一旦获得房地产税这个大额稳定的税源之后，“去杠杆”就可以少去很多障碍。能从房地产税获得收入，确保支出，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就会降低，加之中央予以约束，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将得到有效控制，从长期上看，有利于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很多人都相信，在房地产税这个问题上，所谓“特殊阶层拥有众多房产”或者“立法进程繁复”等因素被看做是房地产税不可能很快开征的原因所在。

但是，特殊阶层的几套房子在面对地方政府的支出保证这个基础性的问题时，根本无法形成制约作用。同时，立法程序虽然繁复，但这并不是“慢”与“拖延”的代名词。

当前的态势，是三重因素叠加：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开启，政府支出扩大几乎成为必然；但为降低企业税负，释放增长活力和动力，又别无选择；同时，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又不能继续膨胀。这三重因素都已经走到了“关口性”的阶段。这样的一切，决定了房地产税的逼近的脚步只能越来越快。